全球疫情日趋复杂，虽然天光日好、和风送暖，中国的电影产业却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寒冬”。复工无期，行业停摆，更有数据显示：2020年开年至4月中旬，已有5300余家影视公司注销或吊销，是2019年全年的1.78倍。

     影视业大雪崩？

     疫情以来，大量剧组暂停、剧本创作和后期剪辑延缓、制作公司捉襟见肘……震惊了影视业界。

     2020年开年至4月中旬，已有5300余家影视公司注销或吊销，这个数字是2019年全年的1.78倍；有2200多家影院宣布倒闭，很多影院气息奄奄。

     上市公司日子也不好过。万达电影一季度预计亏损5.5亿元至6.5亿元，华谊兄弟一季度预亏1.38亿元至1.4亿元，北京文化一季度预亏2000万元至3000万元；光线传媒一季度虽然预计盈利2000万元至4000万元，但同比下降56.33%至78.17%。

      现实逼仄已至，窗口却未打开。

     继3月27日国家电影局通知“所有影院暂不复业，已复业的立即暂停营业”后，4月15日，中国疾控中心重申“影剧院、游戏厅等暂不开业”。院线关停长达3个月，并看来遥遥无期。万达院线级别的每个月损失好几千万元，其他小影院则每月损失好几百万元。

     记者采访影视业人士，他们对未来资本环境、融资渠道忧心忡忡，担心未来很多项目会夭折。据行业人士透露，有的上市公司老总晚上不喝酒都睡不着觉，很多财务性投资机构已经把影视视作了“不良资产”，一些风险投资或业外资金对影视项目的“门槛”设置得更高。

     因此，影视业近期出现加大政策扶持、银行信贷支持、加大金融杠杆等呼吁，急迫而强烈。

     每一片雪花都不是无辜的

     影视业“嗷嗷待哺”的惨状，却没有得到民间舆论和资本的一致同情，如一些网友评论“倒闭很正常啊，毕竟很多公司都是为了捧明星才成立的”“困难时期倒闭5000家，明年一下崛起1万家”“一个明星名下就几十家公司，全是空壳公司”。

    早在2018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就“预言”——资本正在撤离影视业，很多项目融资已有问题，未来一两年内会有几千家影视公司倒闭……

     眼下正验证着这个预言的精准。“倒闭潮”到底源自疫情，还是和前几年开始的资本有什么直接关联？

     珠海梧桐领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彦“不赞同给影视行业加金融杠杆”，并且和记者分析了资本和中国电影“从相爱到相杀”的四个阶段。

     资本和中国电影的相恋由华谊兄弟上市起，约在2005年前后，中国经济带动上游资源产业走入“大牛市”，有钱没处花的一大批煤老板基于“多元化投资”“捧明星”甚至“洗钱”等需求进入了电影市场，在监管宽松的环境中粗放生长。其实美国影视资本也经历过这种时期，参见《教父》三部曲中“黑手党操纵影市”的画面。

     到2014年左右，随着微信、支付宝解决互联网支付功能，叠加电信4G业务的长足发展，视频网站等互联网应用迅速崛起，电影宣发渠道增多，入场的多了阿里、企鹅等“选手”，电影市场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均兴旺发展，高片酬和资本市场给明星带来巨量财富，明星资本与市场资本更蓬勃地投入电影投资，市场一片火爆。

     到2015年则达到疯狂的繁荣，典型表现是并购资本的疯狂，“讲故事”“借壳生蛋”的套路层出不穷：熊猫烟花曾公告拟以账面价值溢价8倍的5.5亿元估值收购只独立制作了两部电视剧的华海时代，直接拉动了熊猫烟花3个涨停板，大股东借势赚得盆满钵溢；华谊兄弟公告2.5亿元收购张国立旗下成立不过4个月、资产总额仅1000万元的影视公司70%的股权，张国立再反向从王氏兄弟手中购买2.1亿市值的股票，这样张国立拿了4000万元现金和2.1亿市值的股票，王氏兄弟套现了2.1亿元，兜兜转转、皆大欢喜，但那次收购形成的2.4亿元商誉（在企业合并时，购买企业投资成本超过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风险却无人关心。随着暴风集团收购吴奇隆公司失败、赵薇夫妇5年内不得进入证券市场，疯狂的“割韭菜”行为被叫停，叫停并购、股东限售、股票质押限制等规定重磅砸下。

     一级市场（基金）的灭泡沫行动也同时在进行。以前常见的结构化基金让参与方既能享受固定收益，又能享受浮动收益（固定收益为银行借贷带来，浮动收益为股权投资带来），大量投资呈现“短融长投”的特点。但后来《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出来了，资金池业务被叫停，“短融长投”也被叫停，来自银行的资金管道被掐紧了。而那些已经成立的影视基金，一般存续期为3年至5年，2020年正是很多基金产品到期的年份。

      “也就是说，本来今年就是2015年前后成立的基金的退出大年，证券市场对影视文化类资产的退出叠加此次疫情的暴发，大量中小影视公司颗粒无收，加速了死亡；有些本来预期靠下一个项目缓口气的公司也‘意外猝死’了。在集体倒闭之外，今年也注定是影视行业的‘不良资产年’。”王彦直言。

     “大水漫灌”的金融政策并不可取

     长期关注影视业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则以当下影视行业的影片、院线产能结构为例，呼吁我国文化产业要充分吸取前车之鉴，相关金融政策切忌再重蹈上一周期大水漫灌式的覆辙。

     他指出，早在疫情之前，在我国影视业内部就已经存在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在影片层面，每年生产近千部电影，80%左右不能进入线下实体院线上映，而进入院线的又只有20%左右能够回本。在院线层面，在我国的中东部人口聚集区域，每3公里都至少有一家以上的影院，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及东部沿海的二三线城市的影院密集度则更高，院线层面的产能过剩，虽然不像影片层面的产能过剩那么明显，但同样非常严重。

     2016年清明档上映的电影《叶问3》，将影视泡沫与金融杠杆的过度撬动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充分暴露在社会舆论面前。上一周期大水漫灌式的金融政策给了影视业很高的金融杠杆，导致影片、院线的产能都严重过剩，甚至出现一些极其疯狂的投机行为：一些金融资本为了在资本市场上能够拉升市值、提高估值，进而快速“套现”，就明目张胆地在票房上铤而走险地造假，买票房、偷票房等乱象在疫情之前都依然存在。上一周期大水漫灌式的金融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一直影响到当下，只是因为疫情而被掩盖。

     孙佳山强调，疫情带来的行业停摆，既是压力山大的危机，也是难得的宝贵机遇，可以藉此深入调整我国影视业长期存在的种种结构性问题，将前几年停留在口头上的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真正落到实处。只有将产能结构捋顺、将产业链上的各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并使其良性循环后，相关金融政策才能起到“精准扶贫”的正面、积极作用。（本报记者 郑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