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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运河:人活在世上就要闹出点动静来

发布日期:2016-11-15 | 来源:新西部  杜尚儒  
核心提示:二十七年前,一部名叫《乡下人》的电影,圆了一个叫于运河的关中农民的电影梦。他既当导演,又当主角,实实在在过了一把瘾。做了半辈子电影梦的于运河,直到今天还在梦中。

   二十七年前,一部名叫《乡下人》的电影,圆了一个叫于运河的关中农民的电影梦。他既当导演,又当主角,实实在在过了一把瘾。

做了半辈子电影梦的于运河,直到今天还在梦中。他下一步的计划,是再将自己撰写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乡下人的故事》搬上银幕。


于运河近影(摄影/高棋)


“我是个农民,电影《人生》改变了我的人生。是国家的好政策让我成为较早富起来的人,我有义务帮助更多的人共同致富,有责任也有能力为这个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69岁的于运河嗓门洪亮,底气十足。他身穿一件摄影马甲,头戴一顶休闲帽,看上去更像个导演或摄影师,反而一点也不像农民。


1989年,时年42岁的于运河投资80余万元拍摄了电影《乡下人》,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位投资拍电影的农民,而且身兼制片人、编剧、主演等多职。


《乡下人》的主人公任北杭有句台词:“人活在世上,就要闹出点动静来。”如今,任北杭的扮演者于运河虽已年届古稀,但依然雄心勃勃,还想要闹出更大的“动静”。


被电影《人生》改变的人生


1984年,根据路遥同名小说改编、吴天明执导的电影《人生》风靡全国。37岁的农民于运河一连看了四遍,他被主人公高加林的命运深深地打动了,但他对电影的结局很不满意。


“咋能让那么有才华的高加林灰溜溜地回到农村去?工作没有了,媳妇也没有了。”三十多年过去了,于运河说起电影《人生》的结局仍然愤愤不平,从对高加林命运的关注,继而上升到了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满和批评,“工人的儿子就比农民的儿子有前途,农民的娃就只能永远生活在农村?”


于运河说,电影《人生》把他勾引得睡不好,吃不香,心里特别难受。于是,他专程从咸阳来到西安,去找导演吴天明,希望吴天明再拍一部《人生》的续集。他甚至把续集的故事情节都设计好了,让高加林回到农村后勤劳致富,成了农民企业家,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最后与刘巧珍(电影《人生》女主人公)的妹妹结了婚。吴天明非常欣赏这个心直口快、又有点犟脾气的乡下人,并表示支持他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也不认识他。跑到西影厂,人家说马路对面就是西影厂的家属院,吴天明在最里面一栋楼的一楼住,我就直接找到他家了。”于运河说起与吴天明的相识交往,就像在说昨天发生的事情。“吴天明那人太好了,他跟农民感情很深。他把我当作亲兄弟,过马路都要把我搂上,害怕我碰到车上。”俩人因此成了很好的朋友。


很快,吴天明给于运河约到了《人生》的作者路遥。但路遥明确表示,不会再写《人生》的续集了,也不赞成别人给《人生》写续集。路遥解释说,小说《人生》的使命已经完成,它的结构是完整的,至于读者怎么看,作者自己左右不了。


路遥的话,让于运河非常失望。


路遥甚至表示,如果有时间,他愿意到于运河生活的咸阳市体验生活,写一部关于农民企业家成长的小说和剧本。于运河说:“那是你们作家的事情,和我就没有关系了。”


《人生》续集是拍不成了,但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的于运河却已骑虎难下,因为陕西农民要为《人生》拍续集的消息早已被全国的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香港《文汇报》的标题是《惊呼大陆万元户续拍<人生>》。“我一下子成了中国八亿农民的代言人了,代表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的新形象,这电影不拍都不行了。咱不能给中国农民丢脸,说出的话要算数,不能认怂。”于运河说。


可是,拍什么呢?拍电影得先有剧本。吴天明给于运河出主意,就拍一部“乡下人”吧,自己写本子,自己投资拍。吴天明鼓励于运河说:“把你的经历写出来,就是最好的故事。我支持你,一定要把电影拍成。没有你弄不成的事情。”


于运河说,自己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也曾是个文学青年,上学时几乎把学校图书室能借到的小说都读过了。他也爱看电影,在农村插队期间,只要放电影,跑十几里路也要去看。平时也喜欢写点东西,电影《人生》上映后,还真写了一篇《人生》的续集,登在省内一家刊物上。


但是,真正要写剧本,对于运河来说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于运河说:“我连什么叫分镜头都不懂,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学。”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找了近百本电影文学剧本苦读。身为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特意安排了西影厂文学部的老编辑袁守成帮助于运河完成剧本。


花了一年多时间,几易其稿,于运河终于写出了一部名为《乡下人》的电影剧本。吴天明看了本子,说:“行!”但是,西影厂当年的八个指标已用完,于运河在吴天明授意下,带着剧本和西影厂的介绍信,几经周折,从国家广电总局拿到了拍摄指标。


1988年秋天,电影《乡下人》在陕西咸阳开机拍摄。


《乡下人》圆了电影梦


电影《乡下人》的拍摄,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吴天明是提倡电影体制改革的激进派,他力挺于运河以独立制片人的身份拍《乡下人》,使于运河这个普通的农民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有了特殊的地位——新中国首位独立制片人。有评论指出,“在中国电影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的时刻,‘乡下人’于运河举起独立制片的大旗”。还有媒体表示,“这对中国电影来说,具有破冰的意义”。


“吴天明当时在山西拍《老井》,抽不出身,但他给我安排了得力的导演和摄制人员,从机器、道具等全方位支持我。”于运河介绍说,按规定,以西影厂的名义拍摄,仅厂标费用就得几十万元,吴天明把这笔费用也给他免了。


《乡下人》还被西影厂列为向建国四十周年献礼的影片,并与《人生》《野山》合称为西影厂新时期西部农村题材“三部曲”。


“那你后来怎么又成了主演呢?”记者对当时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


“这也是被逼的。我原先只是这部片子的监制和编剧,电影拍了三分之二,男一号演员和另一名男演员罢演了。”按照于运河的说法,除了个别演员提出变相的加薪要求,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人家不愿意接受一个“啥也不懂”的农民的摆布。


没有办法,只能中途换演员了。于运河又去找吴天明,吴天明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不用找了,干脆你自己演。”吴天明说:“都是你经历过的故事,你出演最合适了。只要演出生活的本来面目,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于运河一想,是这么个理儿,自己也“豁出了”,既然别人说我“胡成精”,那我就过把瘾,“胡成精”到底,演一回男主角。


从当年的剧照中不难看出,当时四十出头的于运河也是一个很帅气的关中汉子,长得浓眉大眼,仪表堂堂。于运河后来常自嘲说:“咱一个人把电影学院的活都干完了。”


于运河告诉记者,《乡下人》的男主角就是以自己为原型创作的,连男主角的名字“任北杭”也与自己有关。“我的祖籍在河北邯郸,古运河从那里流过。运河的一头是北京,另一头是杭州,《乡下人》主人公的名字从‘北京’、‘杭州’各取了一个字,叫‘任北杭’,这就有我的影子。”


与剧中的任北杭一样,于运河也是一支农民建筑队的领头人,在改革初期的大潮中,他带领几十号乡党走南闯北,奋力拼搏,个人资产达到七八十万元。要知道在当时,万元户就很稀罕了,身家百八十万,普通人想都不敢想。


与剧中人物不同的是,于运河已将建筑队交给弟弟打理,自己一门心思要把这部电影弄成。


“主要是把时间耽搁了。电影开拍的时候是秋天,再拍已经到冬天了,不仅外景要重新拍,前面拍的全都作废,一切都要推倒重来。”于运河说,“这部电影前前后后拍了一年多时间,原本40万元就能拍成(吴天明拍《人生》只花了40万元),最后花了近80万元。电影发行后,拷贝卖出30万元,亏损50万元。”


若干年后的今天,于运河向记者表示,他并不后悔当时的选择。他说自己本来就没有想进入电影圈,也没有打算通过拍电影赚钱。


“我用人生最美好的五年时间,放弃了最挣钱的机会,干了一件我最想干的事情,这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于运河说,让他自豪的是,《乡下人》曾被指定在人民大会堂向参加“两会”的全国代表放映。据他了解,这是继《东方红》《开国大典》之后,第三部在人民大会堂放映的影片,而且迄今为止,再没有别的电影能够享此殊荣。


二次创业赢得尊重


拍完电影后,于运河几乎倾家荡产。他不得不从零开始,重新创业。他瞅准时机,购买了一个专利,在当地政府扶持下,办起了化肥厂,生产名为“农一清”的液态肥。


但是,厂子刚刚有了起色,他就把化肥厂交给弟弟经营,自己过起了另外一种生活。


1994年前后,于运河踏上了“行万里路”的征程。他开始有计划地走出关中,走出陕西,到全国各地旅行,体验生活,了解和感受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他对记者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他拍完电影后最想干的两件事。而这两件事,在温饱问题解决后都可以完成。


不过,于运河对文学以及传统文化的关注和支持仍然热情不减。他向记者披露,1994年发生的两件事,今天回忆起来仍让他倍感欣慰。


头一件事是,1994年,西安人民广播电台要在每天中午的小说连播节目中播放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开播前,原来的赞助企业撤了,一时找不到赞助者。一天,广播电台的人带着陈忠实找到了于运河,问他能不能给资助一下,也算是对《白鹿原》的支持。


于运河当时正在投资办液肥厂,资金很紧。他问需要多少钱?对方说10万元。他说:“这么多钱我拿不出来,但我可以帮你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于运河凭借自己的人脉关系,发动周围的企业家和亲朋好友,筹集了一些钱,再加上产品实物,终于让小说如期播出。


于运河说:“那时候10万块钱可不是个简单的数字。广播电台的人提出,可以在节目中插播我的广告。我说,我不用做广告,我是尊重陈忠实给中国人、给中国的农民写出了一部好的作品。后来,陈忠实给我们厂里的青年人送了100本《白鹿原》,并在每一本上都签了名。现在想起来,真的让人感动。”


于运河还说,后来他与陈忠实就很熟了,陈忠实和京夫等作家还专程到咸阳给他们厂的文学青年做过讲座,自己也受益匪浅。


于运河说的第二件事是,在他办起液肥厂以后,陕北横山县时任县长刘满义主动找到了他。“刘满义是个一米八的陕北汉子,握着他的手,觉得很有力度,是个咥活(陕西方言,干实事的意思)弄事的人,(我的)第六感觉神的很。”于运河在他的一个微信群里这样描述道,“我对刘县长说,啥事,你直说。刘说:我从报纸、电视上看到你的农一清高效液肥,想请你帮我们在横山县建一个分厂。”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说:可以。刘县长说:我们县是穷县,技术转让费多少?我回答:不要转让费。刘说:技术专利,你也是买来的。我回答:我上小学时,就学会了一首陕北民歌,《横山里下来游击队》。你抬举我于运河,你哥做事不会让你夫望,我赠送一百吨农一清现货,不收一分钱。刘县长说道,不管咋弄,我得把本钱给了你。我回答说,有你这66万(当时农一清液肥售价一吨6600元)我富不到哪里,没有这66万元,我也穷不了。我先人没有给我留下金山、银山,我靠党的政策富了,帮助老区人民,也是我的责任……”


于运河告诉记者,当时的实情是横山县粮食局有一百多号人下岗了,没事干。局长给县长说,想弄这个项目,给工人找个路子,就这样,刘县长才找到了他。“他没想到我这么爽快,这么干脆,不收技术转让费,又送他一百吨农一清。”


更让于运河感动的事情出现在1994年5月30日那一天,横山县举行了盛大的横山分厂建成投产仪式,整个横山县停街游行,扭起了万人秧歌。横山县人民政府送给于运河厂子的锦旗上书:“展乡下人雄风,走共同富裕之路”。街上的横幅是:“为乡下人争光,为横山人民造福”。刘县长请于运河坐在主席台上,还一定要请他讲几句话。于运河推辞不掉,不讲还不行,于是,他就讲道:一个企业开业,政府办得这么隆重,我想说的是,企业家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帮助落后地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才是人间大道。我希望新华社记者能写个内参,陕北有煤,有气,有油,只要中央给个政策,就可以迅速致富。


于运河告诉记者,当时的榆林地区行署专员也来了,专员说于运河说的好,敢说实话。后来,新华社还真的就此发了内参。“就我敢说这样的话,我是个农民,是个乡下人,我怕啥?后来马文瑞、侯宗宾等领导人接见了我,并为我题词。”于运河说。


古稀年闹出新动静


于运河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了自己“行万里路”的计划。


十年间,于运河的足迹遍及西部边疆、东部沿海,以及海南、东北等地。他说,在宁夏、西藏,他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和信仰的神圣。在内蒙古,他对深恶痛绝的一些“丑恶现象”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思考。在东部发达地区,他既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和成果,也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外来文化冲击的严峻现实。


拍完电影之后,特别是经历过“行万里路”之后,于运河的眼界和境界都今非昔比,他再也不是过去的“乡下人”了。对金钱和生活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开始反思人生,关注生态、环保和传统文化等社会热点问题。


采访中,记者感觉到,年近七旬的于运河依然思维敏捷,言辞犀利,且多有“惊人”之语。“过去,从西安到北京,骑马走需要一个多月。现在,坐飞机两个多小时就到了。可你想没想过,这两个多小时产生的污染,需要五棵百年大树吸收一年。但人们还是要坐。时间节约了,污染增加了,最重要的是把属于个人的人生经历简单化了。你要知道骑马走的这三十多天内,你会看到多少风景、认识多少人、发生多少故事……”


他还说,“前不久,有个地方发生水灾,男子先去救母亲,回头再去救媳妇,媳妇因此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要闹离婚。网上还专门讨论了这事,真是可悲,这还用讨论吗?老祖宗教给我们的,父母就是天。父母不在了,那就是天塌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等,这些貌似先进的外来文化,把很多人的价值观搞乱了。”


他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说,上帝让我活到八十岁,细算起来,人的有效生命少得可怜。吃饭、谝闲传和睡觉,就占去一生的一半时间。一岁到十五岁,基本上是个瓜娃(傻子),啥都不懂。再减去读书、谈恋爱、找工作的时间,你算一算,就只剩下二十来年了。因此,人一生能真正干成一件事情就了不得了。”


于运河说,他把自己十年来“行万里路”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故事,大概有45万字,题目暂定为《乡下人的故事》。他说,这部长篇也可以看作是自传体小说,主要讲述了五十年来自己亲身经历的人生故事。他向记者透露,目前初稿已经完成,他的忘年交、鑫昱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云已经决定成立专门的文化影视公司,力推他的作品出版,并将其搬上银幕和荧屏。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于运河与刘云的关系。刘云是于运河的儿子于春雷西北大学作家班的同学,也是于运河的“粉丝”。上学时,刘云就经常到于运河家来做客,同为农村出身的刘云对敢想敢干的于运河非常崇拜,也非常尊重。刘云毕业后不久即辞去公职,开始创业,后来企业做得很大,在业界很有影响。于运河结束了“行万里路”之后,就加盟了刘云的企业,被聘为公司的文化部部长。于运河说,自己在公司其实也没有多少事情,刘云就是想给他提供一个地方,让他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


于运河告诉记者,2013年8月,他曾与刘云一起到北京,和吴天明协商成立“天云影业有限公司”,计划投资一个亿,拍摄电影《秦始皇》。“当时让我担任影视公司的运营总监。人们都知道吴天明拍的最后一部电影是《百鸟朝凤》,并不知道吴天明那时已经计划要拍《秦始皇》,并邀请了张艺谋、黄建新、赵季平、孙皓晖、芦苇、郭线庐等人,拟组成一个‘全陕班’的顶级阵容。可惜吴天明不幸去世了,让这一计划未能如期实施。”


不过,于运河还是很看好自己的作品。据他介绍,《乡下人的故事》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知青返城、工农兵进大学、改革开放、包产到户、成为万元户、创办企业,一直到成为亿万富翁的全过程,背景主线是从毛泽东时期坚决反腐、从严治国到今天(2016年)习总书记反腐倡廉、从严治党,整个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的巨大变化。


“将来肯定有看头,有新意。”于运河信心满满地说。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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