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限、职责的不明晰大大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产生了不必要的麻烦。西安市某社区工作人员回忆道，社区的管理范围有限，不可能了解居民的所有情况。有些居民来社区开死亡证明，然而一些50、60年代去世人员的信息无从考证，居民也没有证明材料，而且土葬的地方都迁移了，这类情况让社区左右为难。居民要求社区盖章，一部分因为很多部门把社区当成转嫁责任的单位，把一些需要调查、取证的工作抛给社区。如果贸然盖章，社区就要为日后发生纠纷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相反，如果不盖章，居民就会认为基层政府之间相互推诿，产生误会。

记者走访几个社区发现，遇到一些事情无法证明时，需当事人向居委会提供一份保证，或证明材料，或在证明中写清“此证明据当事人口述”，这几乎是居委会能想到的所有办法。并且因居民要求不同，这些证明大多没有统一制式。“我们拿不准的，尽量找院里的人或楼长询问了解。”段建秦说，“但没有调查经费，也没有调查权，有时操作起来相当困难。”

社区无法承载太多功能

“盖章的证明，我们这儿平均每天都有三四例，如果是集中证明，那一天就达20例左右。”西安市雁塔区红专南路社区副主任唐永利说。

“最近开家庭困难证明的每天有五六个。总体来看，每天都能开出四五个证明。”东仓门社区主任段建秦表示。

纷至沓来的盖章需求，一般涉及家庭财产纠纷、诉讼、公证等。“现在人员流动那么快，像初婚初育证明，我们无法掌握情况；对于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即便居委会工作人员能大概了解这些家庭成员的工作状况，但他们究竟有多少存款、有价证券，谁都不清楚。”关于“社区盖章”的乱象，闫中华表达着自己的想法，“可以说，社区章子铺天盖地，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生着全方位变化，人们也逐渐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在今天，有时候办事情都不一定认可单位章子，点名要社区章子。社区的出现和发展，恰好衔接了社会变革，补给了人们的发展需求。”

加之，随着人员流动性加剧，‘人户分离’、‘空挂户’现象频发，外来人口的增加、老龄化社区现状凸显，都在潜移默化影响着社区的服务管理工作，其中确实包括各种无厘头的盖章需求。

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参与，逐步实现社区自治。至此开始的社区建设浪潮，引发了城市社会关系深层次的变化。

不管大事小事，一些部门认为居委会最亲近居民生活，不少居民也认为居委会对自己情况比较了解，各种证明应由居委会来出。对此，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红娟表示，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和“万能市场”失灵的背景下发生的，其重要使命就是重新进行社会整合。我国的社区从产生之日起，就有行政作用的显现。社区设立的初衷，就是定位为能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组织，所以其延伸政府的某些职能，是其基层性的体现。我们不应非此即彼地看待这个问题，社区自治的事务和专干的行政事务本身就有交叉。

在社会保障日趋完善的今天，人们需求更多，期望更好的公共服务。杨红娟强调：“一些社区工作人员的自身定位存在偏差，会不自觉地认为社区就是一个小政府。身份从一个服务者变成管理者，是导致社区功能被行政化挤压，社区职能变异的原因之一。”

上一页123下一页